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年），懷帝被匈奴族劉淵俘虜，之後雖然有晉愍帝司馬鄴在長安重建的建興政權，但是因為當時匈奴勢大，北方已不可為，西晉的另一個遠支宗室司馬睿，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導的支持下，於南方延續了晉朝國祚，史稱東晉。
圖1|兩晉形勢圖

東晉一朝，歷四世十一帝，享國104年。前期多依賴於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就是其中代表，之後還有潁川庚氏、譙郡桓氏和陳郡謝氏。他們貫穿東晉一朝百餘年，雖然有其積極意義，比如元明二帝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導不斷調和南北士族，終讓江南歸心，為東晉朝廷的穩定立下了汗馬功勞。《晉書.卷五-帝紀第五》也有記載：

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再加上後來陳郡謝氏代表人物謝安和謝玄指揮了奠定東晉偏安的淝水之戰，皆是如此。但是因為門閥鬥爭也使得東晉百年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桓玄篡晉皆是個中著名代表。這也就使得東晉皇室一直處在希望團結士族，又不希望士族做大的矛盾之中。他們如果可以吐槽，一定會說我們現在最流行的網路辭彙-「我太難了」。
圖2|奠定東晉偏安的淝水之戰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門閥政治下，暗流涌動。

一朝皆是如此，雖然北方你方唱罷我登場，後趙、各種燕國、前秦一直在爭奪北方的統治權，但收效甚微，始終未有統一局面。唯一統一的前秦，公元383年南侵的一戰也被望族謝家擊退。這也就導致東晉一朝的外患其實不多，主要是內部的權力鬥爭。

而政治是看不見硝煙的戰爭，遠比外患所帶來的戰爭殘酷的多。開國名士王導在調和南北士族的時候，就犧牲頗大。原先立足於江南的朱、張、陸、顧吳中四姓就曾因為南北士族地位差異而險些造反，但是以王導為首的朝廷卻不敢追究，這種妥協換來的一時安寧，隨著平衡被逐漸打破，在東晉的後半個世紀表露無疑。
圖3|王導協調南北士族

首先是北方長期處於分裂，東晉朝廷卻因為士族制衡，導致錯失機遇，北伐難有建樹。
士族制衡，北伐難興
東晉一朝，開華夏偏安先河，和後來的南宋一樣，北伐呼聲層出不窮，除開國初期的祖狄和篡晉建宋的劉裕之外，北伐最有建樹者就是後來的桓溫和謝玄，他們都出於士族，在那個士族主導話語權的時代，北伐最終卻功虧一簣，箇中原因眾多，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就是自身的局限以及士族的制衡。

其中桓溫出於當時高門-譙郡桓氏，小時候也是一表人才，在魏晉南北朝那個外貌協會最嚴重的時代能娶到明帝嫡女就可見一二，而且人家做起事來也有條不紊，因為這些，受到了當時眾多名士的廣泛讚揚，正如他的名字由來也是太原溫嶠所賜：「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這根本就是明明可以靠顏值吃飯，偏偏要靠才華的典型。其記載於史書的功績就有鎮荊州、平蜀地和三次北伐，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在其晚年，因為沒有逃出真香定律-弄權，北伐又出現意外，導致威望大減，再加上先後被皇族司馬昱和陳郡謝氏的制衡，以至於未及篡位就病逝，連帶北伐也功敗垂成。

而謝玄和桓溫相似之處甚多，同樣出身於高門而聲名在外，且北伐建樹頗多。當謝氏取代桓氏成為江左當軸士族之後，還組建了名聞天下的北府兵，更在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戰一奠定東晉偏安格局，之後還多次北伐：次年就乘勝開拓中原，收復山東、河南、陝西南部的大片失地，成為繼桓溫之後，東晉一朝的帝國擎天。不幸的是，其和叔父謝安一樣，淝水之後沒有多久赫然崩逝。樹大招風，在其死後，司馬皇族和其他士族之間對陳郡謝氏多有制衡，導致北伐戰果未有很好保存。

所以東晉作為門閥士族最盛的時代，各族為了保證自己利益而不斷爭鋒，很難一致對外，百年間除最後的劉裕北伐有所建樹，其餘皆功敗垂成。
圖4|百年間多次北伐皆功敗垂成

除了多次北伐功敗垂成的同時，因為東晉延續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和開國初期創立了占田制，兩種制度直接導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也使得當時眾多有識之士揭竿而起，內部叛亂不斷。
階層固化，內憂不斷
內部叛亂中，影響最大者當屬前期的蘇峻之亂和末期的孫恩盧循，其後更是間接導致劉裕崛起，終結了這個開國就呈現亡國之象的暮世王朝。

究其原因，是因為王庚桓謝貫穿東晉一朝始終，朝廷顯貴多出於這四族故舊門生，低下層寒門庶族除陶淵明曾祖父陶侃，少能成為高官顯要，更何況陶侃之後的陶家也迅速敗落，以至於陶淵明最終發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感慨。彼時的蘇峻、孫恩盧循皆起於小地主，劉裕早年更是賣草鞋為生。因為時勢使然，中下層命運太難改變，反抗者層出不窮。他們為了成就一番事業，抓住了所有能抓住的機遇，在沒有更好的選擇情況下，造反成了唯一途徑，贏了佳麗三千，輸了人頭落地。

這幾次叛亂皆對東晉王朝的腐朽統治造成了巨大打擊，之後劉裕也因此得以平定孫恩盧循，一步步掃清障礙而崛起。
圖5|士族壟斷朝堂

除以上兩個原因之外，凡事內因是主因，門閥內部並非鐵桶一塊，暗流涌動也是東晉百年間國祚難安的主要原因。
門閥涌動、國祚難安
在永嘉南渡後，琅琊王、潁川庚、譙郡桓、陳郡謝先後掌握了朝堂，再加上傳統的吳中四姓，各族間一直鬥爭不斷。連王導作為頭號開國功臣，在協調南北士族的同時，也先後受到元、明二帝的猜忌，更在明帝死後，庚太后主政，重用兄弟庚亮大力削弱了王氏在朝堂的話語權。其後桓溫崛起時，庚氏風頭正盛，但隨即爆發的蘇峻之亂，為桓溫崛起提供了條件。咸和三年（328年），庚太后憂死，庚氏一族失去了最大的倚丈，而且這場叛亂使得潁川庚氏損失慘重，先後多人被殺，庚亮也自以失政導致蘇峻之亂，求出外鎮豫州（河南）。《晉書.庚亮傳》對此也有記載：

「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

而桓溫在得勢的晚年，皇族和陳郡謝氏也多其多有制衡，最終導致桓溫病逝都沒有等來加九錫。而吳中四姓，在開國初期作為江南的土地主，對外來的山東士族壓在頭上一直多有不滿，先後多次與山東士族發生衝突，但王導為了協調南北士族，對其多有縱容，這也就導致門閥鬥爭貫穿東晉一朝始終。
圖6|門閥內部的暗流涌動

這些種種，皆為我們還原了一個開國就呈現亡國的暮世王朝。其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偏安、門閥士族最盛、文學思想頗為開放的王朝，很多值得深入了解。但同時百年間內憂外患不斷也為那個時代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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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晉書·卷五.帝紀第五》《晉書.桓溫傳》《晉書.庚亮傳》